puo 所有（当然，神学除外的）其他学问只有得到它们的承认和支持，才称得上是科学。
（2）法学的构成部分，它的概念和命题必须以特定的方式与问题保持关联，因此只能从问题出发来加以理解。（3）要保证法律逻辑推演具有完全性，即从若干法律公理推演出整个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的全部命题。
每一个词语对于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不变的意义。在法律论辩中，观点的提出、检验或扬弃保留均采取论题学的讨论方式[113].即使对论题学持批评态度的阿列克西也同样坚守论题学的下列立场：在不可能存在有说服力的证立的地方，并不必然要把地盘留给非理性的决断……。法律的适用变得像数学计算一样精确和简单。他的想法很简单：假如传统的寻找技术 （论题学）本身没有被完全废除其基本结构，那么它就能够接受数学的检验。[56] 对此，逻辑学的分析也是有意义的，参见谷振诣：《论证与分析——逻辑的应用》，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52页。
在这个过程中，法学家并不是首先去把握对普遍者和那出于必然的事物，因为这是自然科学家的使命，在自然领域才有出于必然的事物，才能找到一般的规律。我们权且称之为应用的法学，在古罗马，人们使用 jurisprudentia一词（其本义即法律实践知识，将prudentia释为实践之知或实践知识对于辨明法学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德文名曰Jurisprudenz（狭义的法学）[41]. 为了进一步澄清作为实践知识的法学之性质，我们似应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有关思考方式和知识的分类。故此，法国法的编纂不能够以优士丁尼的法学文献为依据，而应以法国的本土习惯为基础。
这后一时期精彩的法学故事，笔者将另文论述。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55）。R. C. Caene- gem，Supra note 47，at 52.）。[84]巴尔多鲁涉猎领域广泛，在民法、商法、公法、刑法、程序法、国际私法等方面均有建树，将观点的原创性、形式的灵活性与法律执业者严谨的要求融为一体，在法律实务（特别是在罗马法与地方特别法、地方特别法相互之间以及罗马法与教会法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提出了影响至今的学说（比如有关城市法规适用冲突的法则区别说），[85]乃中世纪最杰出的罗马法学家、帝国法律的权威，为罗马法最终赢得在整个欧洲法学中的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代的人称其为法律的光辉与明灯（lumina et lucer-na iuris），[86]殁后两个世纪（即16世纪）仍然被意大利人奉为法学界的王子（Principe de， qiureconsuti），德国人的著作称其为法学界之神（Gott der Juristen），[87]相当长一个时期曾流传这样的诸语：不是巴尔多鲁派学者，不能算是良好的法学家。
从此，法学家同时研究两种法律体系，许多法学院授予两法博士（拉丁文doctor juris utriusque，有时简称 J. U. D.，英文写作Doctor of Both Laws，即，罗马法及教会法博士）。最终，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象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
埃利希，见前注[52]，页343—344。[93]Walter Ullmann， The Medieval Idea of Law: Represented by Lucas de Penna ， Routledge，2010，p.10.，and chap. III—VIII.。【作者简介】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2世纪之前，欧洲人还不会造纸，其文字大都写在羊皮纸或者骨器、木板上。
法学家们发现，共同法的法律体系不能够充分地为各地方日常生活的行为提供规范，法律与公平、正义、理性之间，实在的法律体系（sistema legum）与权利体系（sistema iuris/system of rights）之间，共同法的统一性与特别法的多元性之间不相合拍。这些法书，或多或少地受到学者法（罗马法）的影响，大多很快获得普遍认可的法源地位，有些法书（如《封建法书》）一开始就获得半官方的性质。[107]承继卡斯特罗的保罗之衣钵的是其学生亚历山大·塔尔塔格努斯（Alexander Tartag- nus，也写作 Alexander de Imola，1423/1424—1477），他于1445年获得博士学位，1450年起直到1477年去世，先后在帕维亚、费拉拉、帕多瓦和波伦亚等大学任教，像巴尔杜斯一样，既是罗马法学者，也是教会法学者。[8]在中世纪，争论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是大学法学上讨论的问题类型之一，它与法条问题（quaestio legitima）的提问与论辩方式是不同的：后者是在课堂内进行的，由教师向学生提问以测试学生对于《国法大全》中的法律问题的理解，而前者的论辩是在课堂外进行的，通常安排在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日，故又被称为安息日问题（quaestiones sabbatine）或主日问题（quaestiones dominicales）。
这主要是指学者的罗马法（das gelehrte r?mische Recht）在评注法学派时期逐渐得到推广，成为欧洲共同法的重要部分，到了评注法学派时期末尾，学者的罗马法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业已成为法律生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比较而言，彼得在世时间不及其两位兄长，他曾经担任过佩鲁贾大学的教会法教师，在此领域出版过一些作品。
比如，15世纪法学家克劳德（Claude de Seyssel）同样在对《学说汇纂》的那段话（D.1.1.1）作评注时指出：市民科学是真正的哲学，它因其目的而比所有其他领域更应招人偏爱。舒国滢：罗马法学成长中的方法论因素，《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1期。
评注法学派试图寻找法学学科的不证自明的原理或特有原理（principia propria），但他们在具体问题（特别是针对判决类文献中的问题）之法律论证中每每又不可避免地回到或然的确定性（certitudo probabilis）知识，使用获取这种知识所需要的论题学工具和技术。③相对谓词圆盘（Circulus Praedicatorum respectivorum）：差异，一致，对立，秩序，公平，不公平，形象，符号，关系不仅是在政治和学术领域，每个行业都是一个空间，法律人的也应当以所处的行业为志业，充分认识其价值和内在规律性，从而发觉或是创造这一空间的秩序，成为这份志业空间的主人。关键词：空间意识，法律人，欲望，法治，理想 引言 一沙一世界，一鸟一天堂。欲望无好坏之分，其指向可以是权力，财产，知识，名誉。一个目标欲望达成，还有新的欲望，欲望的子孙无穷无尽。
在这个世界的法律人掌握着丰富精湛的技艺，拥有无穷无尽的欲望。他们为达目的无所不为，或依法律，或依权谋，或依裙带，无所不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他将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时，他或是满足或是悲戚，不过最圆满的遗言恐怕是：我的人生成就非凡，丰富多彩，死而无憾了。因为：他灵魂的欲望是他命运的先知。
法律人的政治志业是探究人民主权下社会契约的完美运行方式，并加以实践。明德之法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参考文献 [1]《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卡尔·施密特著，林国基、周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例如，是如何实现政府运作的最好效果和人民权利最大的实现。这就是人民主权下的社会契约。有一天当他功成名就之时，便认定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空间的主人，人生的意义便实现了。
[2]《利维坦》，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然而自得其乐又有什么意思呢？一切终归虚空。
三、理想国 无论是在欲望国里还是在法治国里，空间时刻处在动荡的状态，空间的秩序也是朝令夕改。他们将法律和秩序带入这个世界，和社会各个势力结合，推动利维坦的运行。
法律人探求着、发现着、创造着、实施着、变革着那片空间的秩序，可是一切都如同镜花水月，转眼间浮云尽散，更何况地球本就有其寿命。我们法律人不一定要相信这个理论，但是却可以保持一种探寻的精神，敞开自己的心灵，去探索去感知这个不可见世界，当在这个世界发现了理性，真理，美德，并爱上她们时，心中就会情不自禁深深相信它的存在，并在这种深信中建立起灵魂的秩序，给我们所处的空间带来幸福、平和和安宁。
要么坚守心底的一份永恒。在这个空间里，欲望支配这一切，统治着一切，人们出于恐惧，交出一部分权力，形成保障自己生命的"利维坦"--国家，一切过客或是寄生者要想生活在这里或是企图翻身做这空间的主人，便首先服从这里的规则，那就要有自己的欲望。法对国家统制，就出现了法治国。法律人该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与不做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一切都会消逝，不如且歌且行，自得其乐。
然而，当利维坦受到冲击，或是外敌，或是内乱，人们朝不保夕的时候，欲望国中功成名就的法律人，或是企图掌握更大的权力，或是卷铺盖走人，开始他们在欲望世界新的征程。当今中国，有多少法律人纯粹活地在欲望国里？毕竟这里很是诱人：有激情，有荣耀，有富足，有权贵，有数不尽的满足欲望的机会。
法律人时刻徘徊于欲望国，法治国和理想国之间。他们有这个资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理论基础。
文章最后从政治哲学层面提出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人间的"正义国"。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理智？什么是良善？美德与败行有什么区别？会有什么结果？如果一切会消失，区分这些又有什么用？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不再去想。
